学生法庭庭审现场。

指导老师帮“法官”们规范判词格式。

学生法庭开庭现场。

“原告”的班主任作为“被告方”证人发表证词。

  努力了1年多后，浙江省衢州市衢州一中高三年级校长谌涛终于把自己送上了“被告”席——在自己的学校，他和自己的学生一起站上了“法庭”。

  “法庭”是他推动成立的，受理学生荣誉评选和违纪处罚中的有关争议。除了“被告”，这里的其他角色都是学生——学生“原告”起诉，学生“法庭”受理，学生“法官”判决。学校要执行这个学生法庭的判决结果。

  这一次，高三学生郭宝成因为在教室里玩手机被取消了上一学期的“三好学生”荣誉称号，他对这项处罚不服，将年级组“告”上了学生法庭。谌涛作为高三年级组“法定代表人”出庭应诉。

  尽管没有胜诉的把握，但谌涛在校园里几乎逢人便邀请到场旁听。校园广播也将开庭信息作为“重大事项”进行播报。“学校要依‘法’行政，如果我们有异议的话，可以去争取自己的权利。学生法庭可以听取我们的意见，它是一个平等对话（的机会）。”学生法庭的“法官”高二学生廖宸希说。

  学生法庭是模拟了法庭的形式，解决的是发生在学生身边的真问题

  开庭时间定在一个周二下午的自习课。

  印在一张A4纸上的“学生法庭开庭公告”贴在教学楼下最显眼处。它的“底板”是一块两米多高、三四米长的宣传栏，上面印着近百所高校近年来的录取分数段。公告短暂地覆盖了宣传栏的一角。

  谌涛在自己授课的班级找了两名“律师”，他们花一节自习课的时间，仔细研究了原告的“起诉状”，完成“答辩状”并提交给学生法庭。

  廖宸希和其他3名高二学生分别担任当天出庭的审判长、审判员和书记员。他们在开庭前的四五天接到“上岗通知”。在衢州一中，想要成为“法官”或者“诉讼代理人”，都得过了学校的“司法考试”才行。他们是今年学校“司法考试”高二年级的前四名。

  高二年级的思想政治课教师赵超前也是学生法庭的推动者之一，他把行政诉讼的庭审程序打印出来，分发给“法官”们，并建议他们利用周末时间，浏览中国庭审公开网和中国裁判文书网。按照教学进度，高二的学生在下学期可以从政治课堂上学到这些内容。

  学生法庭设在思想政治课的多功能教室。根据不同的教学需求，这间特殊的教室可以变换出多种场景：安上表决器，可以模拟人民代表大会的开会现场；吊顶的钢丝绳悬挂上各国国旗，接通翻译机，可供模拟联合国的活动使用；还能变成辩论赛、抢答赛的现场，教师也可以用这里的录直播设备和收音器。模拟法庭的陈设是这间教室的常设性状态。

  尽管这是“法官”们第一次进入学生法庭，但他们对这些模拟法庭的陈设并不陌生。读初中时，学校组织“模拟法庭”活动，那是根据生活中已判决的案例进行改编的情景剧，“提前写好剧本，照着演”。“在‘模拟法庭’里，我们的职能更像‘演员’。”

  谌涛说，学生法庭和模拟法庭活动不同，“学生法庭是模拟了法庭的形式，解决的是发生在学生身边的真问题。”

  郭宝成和做律师的父亲去过法庭。这次，他的诉讼状也得到了父亲的指导。“我都困得不行去睡觉了，我爸还要坚持帮我写份证人证词。”

  “法官”们比原被告及双方代理人早到几分钟梳理流程。廖宸希把主持庭审需要说的每句话都写在纸上。“书记员”舒海霞只带了印着庭审程序的那张纸，她索性把纸翻过来，准备做庭审记录。

  学生们做了尽可能多的准备，但开庭当天发生了不少“超纲”的事。

  下午开庭，原告的“诉讼代理人”邱铂洋上午才知道诉讼状被复印了一份，交到了被告方手中，对方据此写了答辩状。

  “他们都知道我要说什么了！”他跑去找政治课教师，试图投诉这种“不合‘法’”的行为。但老师告诉他，这样的行为合法合规，是行政诉讼程序里的一环。

  “课本上没写啊。”邱铂洋有些懊恼。临近中午，他们又得知，自己的班主任老师将作为“被告方”证人出庭。他和“原告”在午饭时商量对策，也赶紧找了一名证人。

  赵超前理解学生们，每次开庭前，都有学生跑来请教他。有的咨询如何找证据，有的想知道如果在校规里找不到依据，该参照法理学的什么原则。

  临近开庭时，40个旁听席位已经坐满，没座的靠墙或过道站着，“法庭”门口也挤满了前来旁听的学生。

  没有谁能预知判决结果。“很严肃、很庄重、很真实，因为我们的判决关系到原告同学的荣誉称号和违纪处分情况。”“审判员”张泽亚回忆。

  学生法庭的3位指导老师这次都到场了——谌涛坐在被告席，赵超前负责协助现场“法官”们，另一位高三年级思想政治教师黄春梅坐在旁听席，她没有刻意去限制旁听人数，“现在正需要在学生里广泛宣传我们学生法庭”。

  “学生法庭”是真正有效力的，可以帮助同学们表达自己的诉求，也可以帮助学校完善不合理的地方

  开庭后，原告的“诉讼代理人”，高三年级学生邱铂洋努力平静下来，让自己念诉讼状时的声音不那么抖。

  因为紧张，廖宸希别着材料的回形针掉了，他一时间找不到写“法条”的那张纸。已经到宣读判决结果的时候了，全场都盯着他，廖宸希顿了一下，靠记忆把依据的“法条”背了出来。

  法学专业出身的黄春梅曾在法院实习，她在学生法庭里感受到了同样的“严肃、庄重，还有对法律的敬畏”。

  但坐在被告席上，谌涛完全没有压力。有别于真正的行政诉讼，被告方即便在学生法庭败诉，只需要有错纠错，尊重学生的判决，不会受到别的处分。

  谌涛介绍，学生法庭是根据学生需求逐渐出现的，它的雏形是20名学生组成的“仲裁庭”。

  去年开始，学校改革学生评价体系，每位同学拿到一张荣誉奖励积分卡，校园内大大小小的荣誉评定全由积分说了算。学期末，有学生找到谌涛，告诉他自己在省里书法大赛中获二等奖，却得不到荣誉积分。

  “我觉得这类比赛也应该被考虑进去，但是我不能私自更改规则。”谌涛解释，学校现有的荣誉体系制定过程中，学生全程参与，学校收到的学生意见超过1100多条，并经学生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实施。

  谌涛想到组建学生“仲裁庭”。学生代表们针对问题各自陈述理由，最后投票表决。后来几名政治学科教师提议，把仲裁和模拟法庭结合起来，组建学生法庭。

  “学生跟你有冲突或者不理解你的时候，他在背后骂你，他要采取其他的方式发泄，现在我给他有效的途径。”他希望学生们多讲多辩，“充分展现政治课的教学成果”。

  刚开始，学生法庭的“法官”“律师”都由指导老师临时指定。“这样一‘指定’就有倾向性，很多同学就会问‘为什么不指定我？’所以后来又想我们国家是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的，就想到了司法考试，所以我们学校自己的司法考试就出来了。”谌涛说。

  今年6月，暑假来临之前，衢州一中发布了学校“司法考试”的通知。高一高二的学生可以报名参加，考试范围是高中思想政治必修3《政治与法治》，选择性必修2《法律与生活》，学校的《学生荣誉体系建设方案》和《学生违纪处罚实施办法》。

  “我们整个学生法庭的设计与思想政治课教学实践融为一体，对于学生的学业是有帮助的。”负责命题的黄春梅解释，比如整个诉讼过程，包括开庭的环节，也是高考的内容，是政治教学的核心内容之一。

  考场设在学校食堂。在新学期的一节晚自习，报名考试的500多名学生每4人一桌。“法官”郑思语坦言，学校“司法考试”的通知贴在每个班级的班级公告栏。她报名参加，最初是为了获得4-6分的荣誉积分。至于通知中提到的“司法考试通过者可获得衢州一中学生法庭法官任职资格”，几乎被她忽略了。直到参加完庭审，她才觉得“这件事挺有意义”。

  据统计，两年里，衢州一中的学生法庭受理异议起诉11件，撤销、变更原决定8件。有一次学生用翻译笔在自习课听音乐，学校参照违规使用手机的规定对其给予处罚。学生起诉到学生法庭。学生法庭审理认为：用翻译笔听英文歌曲属于英语学习行为；手机和翻译笔有本质的不同，《学生违纪处罚实施办法》并无使用翻译笔违纪的规定。参照《行政处罚法》“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”的原则，撤销学校的处罚决定。

  “学生法庭是真正有效力的，可以帮助同学们表达自己的一些诉求，也可以帮助学校完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。”在郑思语看来，“学生法庭是为学生做好事的。”

  “所有的教育其实都围绕着关系展开”

  谌涛站上“被告”席的这一次，学生法庭的“法官”们在休庭合议期间花12分钟讨论并作出判决。“经审理查明”“法庭予以确认”“证据确凿，事实清楚”等字眼已经落在之前准备的判决书模板上。赵超前帮他们检查了一下格式，“审判员”“书记员”依次签名，“审判长”签发了判决书。

  学生法庭判决认为，高三年级组以本学期违纪事实，取消郭宝成上学期获得的“三好学生”荣誉称号，于法无据。根据查明的事实和《衢州一中荣誉体系实施办法》《衢州一中学生违纪处罚实施办法》第十六条、第二十八条规定，撤销被告高三年级组关于取消郭宝成“三好学生”荣誉称号的决定。

  谌涛败诉了。判决第二天，他代表高三年级组补发了郭宝成的“三好学生”荣誉证书。他特地和拿着“三好学生”证书的郭宝成合了影，比对方笑得还开心。

  在和“原告”简单复盘后，邱铂洋立即投入到了高考复习中。再钝感的人，一踏进高三教学楼也能嗅到高考的气息：一楼大厅新入场了咖啡机，二楼转角处的高考志愿填报资料，办公室地上摞起来半人高的《5年高考3年模拟》，大声背着知识点跑向食堂的学生，更密集的省市联考。

  学生法庭在校园里公开“露脸”的机会并不多，还没有“月考”来得频繁。“虽然我们的高考压力很大，但是我们的教育不就是你能有多大空间，你有这个裂缝，你给它掰开一点，能掰开多少算多少，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，为什么不去做呢？”赵超前说。

  衢州一中党委书记郑友民也支持学生法庭。“家长对高考成绩有期待，（我们）当然有很大压力。”郑友民说，“但是著名教育家顾明远老先生说‘教书育人在细微处，学生成长在活动中’，活动就是最好的育人载体。”

  在他看来，学生法庭是消除分歧、建立信任、融合关系的一条途径。“教育学首先是关系学，所有的教育其实都围绕着关系展开。”郑友民说。他特意对几位学生法庭的指导老师讲：“不要搞形式主义，更不要去搞官僚主义。”

  “法治素养本身就是政治学科的核心素养”

  从“被告”席上下来，谌涛照例主持了一节班会课。一名旁听了学生法庭审理的学生突然提议，高三年级组应该去学生法庭起诉高一高二年级组，确定连廊上厕所的使用权问题，“捍卫高三年级的厕所使用权”。

  学生们一下子来了精神。在学校里有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定，连廊上的厕所为高三年级专属。但今年，他们发现总有其他年级的学生就近使用，导致厕所门口的队伍排到走廊。老师们意识到“这是个问题”时，已有高三学生自发地在厕所门口贴了好几版“告高一高二年级书”。

  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，如果诉高一高二年级，根据学生法庭“利益相关方回避原则”，“法官们”该从哪里挑选呢？很快有了答案，诉高一年级，请高二年级参照判决结果执行。

  学生们开始逐条理清，诉讼理由是什么，证据要从哪些方面去找，证据要采用什么样的形式。

  所有问题都讨论好了，一名学生泼了冷水，“你们起诉有什么用呢？”在他看来，即便胜诉了，但如果还有别的年级学生来，我们能怎么办呢？

  与真正的法庭不同，学生法庭的判决效力是基于学生和学校对于学生法庭的信赖和承诺，在校内也是不具备强制力的。

  “虽然他们败诉了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，但我们在一个严肃的场合里，确认他们的做法是不合适的，违反了校园里普遍认可的规范。”谌涛向学生们表达着自己的观点，“他们执行不到位，我们就继续起诉他们‘行政不作为’，这对他们也是一种批评。”

  但谌涛都没意识到，这样的起诉不会被学生法庭受理。根据他和几位老师编写的《衢州一中学生荣誉评选和违纪处罚异议起诉、审理实施办法》，目前学生法庭受理的范围是有关学生荣誉评选和违纪处罚异议案件，“原告”必须是本校学生，“被告”为年级组或学生违纪处罚委员会。他们的案件不在受理范围。

  赵超前则告诉学生们，在学校里本来就是学习，过程的学习价值最大。在他看来，法治社会里对法治的信仰，不是说做了一定就会成功或者怎么样，但这值得你去做，要坚信这样做是对的。

  “本身教育就是充满着理想色彩的事业，他们这么年轻，哪怕是失败也可以去尝试和体验一下。”赵超前说，“我觉得我的高中就少了这样一个过程。”

  在黄春梅看来，“法治素养本身就是政治学科的核心素养，学生们应该具备这个能力”。

  学生法庭的运转还在摸索，有很多“特殊情况”。比如开庭时间，学生法庭受理后，会把开庭时间尽量放在学生活动较为密集的科技活动节期间，避开考试周。庭前会议也省略了，毕竟凑齐不同年级的原被告方和法官们不容易。立案庭暂时由年级校长的信箱代行职能——这很有可能是“被告方”收到起诉自己的材料，再主动交给学生法庭的指导老师来协调开庭。

  几位指导老师相信，学生的起诉状不会石沉大海。郑友民要求年级校长们，必须将校长信箱收到的每个信件逐一落实，并在每周一早晨6点半的各年级晨会上向学生反馈。

  上一周，谌涛的信箱收到了13封信。有的反映寝室漏风，有的要求更换下午跑操时的歌单，还有批评谌涛本人的——“发型很奇怪”。在周一的晨会上，他向学生们逐一反馈，至于他的发型，他解释：“上周参加教学比武焦头烂额，没有注意发型，我已经整改完毕。”

  “庭审”的视频被发到网上，有全国各地的学生在评论里表示羡慕，也有的批评他们“私设公堂”。谌涛只简单浏览了下评论，没有回复，高三压力大，作为年级校长，他几乎每天早上6点到校，晚上11点离开。

  “在网络平台上评论是很随意的，他们可能都没了解具体内容就开始评论。”谌涛说，他认为依法治国的理念在全国落实，学校有责任“培养基础的、合格的、有法治意识的公民”。（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）（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）